目的 探讨父亲心理控制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及青少年的自我表露在其间的中介作用。方法 采用父亲心理控制量表、自我表露问卷和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对 556名 13 ~18岁的青少年进行测量。结果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父亲心理控制及其各维度均与青少年对父亲的自我表露呈负相关，与青少年抑郁呈显著正相关。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显示，包含 3个维度的父亲心理控制对青少年抑郁的直接效应显著。青少年对父亲的自我表露部分中介了心理控制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结论 在父亲心理控制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中，自我表露能够部分中介父亲心理控制的作用。

目的 探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儿童的认知与功能损害特征。方法 选取 2019年 1月—2020年 12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门诊确诊的 ADHD患儿（ADHD组，n=320），采用韦氏儿童智力量表（Wechsler intelligence scale for children, WISC）第 4版（WISC-Ⅳ）、中文版 SNAP-Ⅳ评定量表父母版（Chinese version of Swanson Nolan and Pelham, version Ⅳ scale, parent form, SNAP-Ⅳ）和 Weiss功能缺陷量表父母版（Weiss functional impairment rating scale, parent form, WFIRS-P）对儿童的认知特征、ADHD症状和功能损害情况进行评估，以同期接受常规健康体检的同年龄段儿童作为正常对照（对照组，n=120）。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ADHD组 WISC-Ⅳ中言语理解指数、知觉推理指数、工作记忆指数、加工速度指数及总智商均较低，SNAP-Ⅳ中注意缺陷、多动 /冲动、对立违抗项目得分及 WFIRS-P中家庭、学习 /学校、生活技能、自我观念、社会活动、冒险活动项目得分均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在 ADHD组，智力水平<90分亚组的 SNAP-Ⅳ和 WFIRS-P各项目得分均显著高于智力水平≥ 90分亚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结论 ADHD儿童存在认知相对低下和功能损害情况，且智力水平较低者 ADHD核心症状及功能损害更严重。

目的 总结在大型城市试点开展“家庭 -学校 -医院 -社区”（“家 -校 -医 -社”）中小学学生心理危机分类预警干预的经验。方法 2017—2020年（3个学年），在上海市长宁区初步形成由政府部门及街镇提供社会支持，市级专业机构和高校提供技术支撑，疾病预防控制精神卫生分中心、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组成多学科服务团队提供专业干预和指导，家长、心理教师、精神科医护人员、心理咨询师等共同参与的“家 -校 ¬医 -社”模式；初步建立四级响应体系和三级网络，提供主动及被动监测、专科医师进校园、心理危机事件分类预警和干预以及心理教师、班主任和家长支持性服务等为一体的综合干预。结果 2017年上半年形成干预架构、组建队伍并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同年 9月开始运作“家 -校 -医 -社”中小学学生心理危机分类预警干预模式实施干预至 2020年 8月。3个学年，长宁区累计处置分类预警事件共 218件次，其中，重大心理高危事件 24件次（占 11.0%）、严重心理危机事件 42件次（占 19.3%）、一般心理事件 152件次（占 69.7%）；年均服务超过 21 000人次，接受服务者抽样满意度从最初的 96.7%提高至 99.3%；校园重大危机事件联合干预率为100%，预防自杀和自伤行为成功率 100%。结论 “家 -校 -医 -社”中小学学生心理危机分类预警干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中小学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功能，整合了有效资源，丰富了服务形式和内容，提升了干预效能，为疫情常态化阶段满足城市中小学学生多元心理服务需求提供了实证依据。

目的 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期间大学生亲子沟通情况，分析大学生亲子关系的特点并探讨其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方法 选取生源地为江苏、浙江和上海的在校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采用自制亲子关系量表和抑郁 -焦虑 -压力自评量表（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 DASS-21）评估大学生的亲子关系和压力状况，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法分析亲子关系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 共调查 317名大学生，其中 30人（9.46%）存在抑郁，41人（12.93%）感到焦虑，17人（5.36%）感到压力。大学生与父母的沟通状况可能与其性别、父母的工作情况及受教育程度有关。父亲不工作、父亲发起交流是疫情期间大学生产生心理压力和负性情绪的独立危险因素，而与父母交流社会时事是保护因素。结论 COVID-19疫情期间亲子关系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应注重培养良好的亲子关系以预防大学生心理压力的增高。

目的 构建并验证照护体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孤独症患儿照护者的照护体验。方法 选取 2018年 3月—2020年 6月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收治的 186例孤独症患儿及其主要照护者，采用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childhood autism rating scale, CARS）对患儿病情严重程度进行评估，采用 Zarit照顾者负担量表（Zarit caregiverburden interview, ZBI）、照顾者积极感受量表（positive aspects of caregiving, PAC）、症状自评量表（self-reportinginventory）（又名 90项症状清单 , symptom checklist-90, SCL-90）和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调查照护者负担、积极感受、心理状态和生活满意度，分析各变

量间的相关性。根据 Kramer’s照顾者适应模型，构建照护体验结构方程模型并进行验证。结果 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患儿病情严重程度、照护者负担、照护者心理状态、照护者积极感受、照护者生活满意度，两两间均具有相关性（均 P<0.05）。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显示：患儿病情严重程度可直接对照护者负担产生正向影响（P<0.05）进而间接对照护者心理状态产生正向影响（P<0.05）；患儿病情严重程度可直接对照护者积极感受产生负向影响(P<0.05），进而间接对照护者心理状态产生正向影响、对生活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P<0.05）；照护者负担可交叉对照护者积极感受、生活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P<0.05），对照护者心理状态产生正向影响（P<0.05）；照护者积极感受可交叉对照护者心理状态产生负向影响（P<0.05），对生活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P<0.05）；照护者心理状态可交叉对照护者生活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P<0.05）。结论 孤独症患儿照护者的照护体验有消极与积极两方面，均与患儿病情严重程度相关，且照护者积极、消极两方面的主效应较交叉效应更强。

目的 对我国青少年自杀行为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综述。方法 检索 PubMed、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纳入有关中国青少年自杀行为研究的中英文文献，检索时间为建库至2021年3月1日。结果 共纳入132篇文献。有关家庭和社会环境、心理因素的研究较多，大多在自杀行为中起中介作用；有关精神疾病、创伤与应激因素的研究较少，但与自杀行为的关系较为密切；缺乏大型及对生物、心理机制探讨的研究。结论 生存环境中诸多因素，尤其是家庭环境因素导致了青少年自杀行为的发生，未发现特异性的原因。需要开展更多精神疾病、人格、创伤与应激方面的研究，理清诸多原因和影响因素与青少年自杀行为的关系。

体像满意度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情绪体验和进食障碍症状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运动锻炼是人们常用于改善体型的方式，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运动锻炼都能带来积极效果。对于非运动员而言，参与锻炼的动机是影响体像满意度的关键变量，即将改善外表作为动机时，体像满意水平会降低；而将改善健康和提高身体功能表现作为动机时，体像满意度则会提高。对专业运动员而言，高级别运动员和瘦身材占优势项目的运动员更容易对自己的体像持有负面的态度。此外，对于一些体像受到严重威胁的特殊患者（如乳腺癌患者），有规律的锻炼则可以改善他们的体像满意度。该文对非运动员、运动员和特殊群体中运动锻炼和体像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进行综述。

神经反馈是基于操作化条件反射和大脑活动模式而调节大脑的功能，并在此基础上优化大脑运作模式的一种神经增强技术。近年来，随着神经反馈技术的发展，研究者尝试应用该技术来提升和改善孤独症患者的大脑功能。该文在对传统的孤独症干预方法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着重介绍了神经反馈训练在孤独症群体中的应用。尽管神经反馈技术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目前的大量研究表明，神经反馈训练有助于改善孤独症患者的言语能力、社会交往技能、执行控制功能和脑功能。由于神经反馈训练具有无创、见效快等优点，随着神经反馈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神经反馈研究的规范化，它有望对包括孤独症在内的有特殊需要的个体带来越来越多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