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学生课堂行为分析对于评估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有重要意义。提出一种新型的学生课堂行为数据的分析和处理模式，用于综合评估学生课堂参与度状况。方法  基于课堂视频信息，利用Kinect传感器获取肢体骨骼以及面部特征与可观察到的学生行为之间的相关性，提取相关特征进行深度神经网络（deep neural network, DNN）分类器的构建，对不同等级的注意力集中水平进行分类；利用Kinect传感器的骨骼点信息和音频阵列进行多模态融合，对学生举手和回答问题情况进行统计。结果  验证了注意力水平与学生特定行为之间确实存在相关性(等级1、等级2与看黑板相关系数分别为0.63、0.55；等级3与东张西望相关系数为0.78)。使用DNN对注意力等级分类，准确率为91.2%,较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提高12.3%。使用音频阵列对学生定位识别准确率为89.0%。最终得到每个学生每节课的注意力等级图、各个注意力等级的时间占比及学生在课堂上的举手和起立发言次数，形成学生课堂参与度分析表。结论  通过评估学生的课堂行为，结合课堂参与度的相关指标，能够全面客观地反映不同学生的课堂表现，并可作为教师教学的参考。

目的  探究借助新媒体建立的支持系统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患儿管理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纳入2017年10月—2018年7月于徐州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就诊并建档的ADHD患儿及家庭为研究对象，研究组（新媒体管理组）借助微信群以语音授课、互动交流等形式，进行为期10个月的管理，对照组通过ADHD随访门诊进行档案管理，入组前后分别使用SNAP-Ⅳ家长评定量表、Conners教师评定量表及儿童自我意识量表进行评估。 结果  和基线相比，培训后SNAP-Ⅳ家长评定量表及Conners教师评定量表各因子分均有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儿童自我意识量表中智力和学校、幸福与满足及总分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研究组在躯体外貌属性、合群因子分上亦有统计学差异（P<0.01）。不同的管理模式，研究组在SNAP-Ⅳ家长评定量表注意缺陷及冲动多动因子分上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在对立违抗因子分上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1）；两组间在不同管理模式后一线药物的应用比例有统计学差异（χ2=3.908，P=0.048）。 结论  借助新媒体的管理方式，在ADHD的管理中更加高效便捷，有利于ADHD全程、规范化、系统化的管理，可全面改善患儿的核心症状，提高随访率及一线药物应用率。

目的  了解乌鲁木齐市7~12岁孤儿的心理健康状况，为开展针对孤儿的心理辅导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自编问卷、小学生心理健康评定量表（mental health rate scale for pupils，MHRSP），按横断面调查方法对7~12岁的孤儿（66例）和年龄匹配的非孤儿（145例）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孤儿组MHRSP总分的偏离检出率（7.58%）显著高于非孤儿组（0.69%），各维度得分除了学习障碍和不良习惯的偏离检出率在2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余维度偏离检出率在2组间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孤儿在学习障碍、情绪障碍、性格缺陷、社会适应障碍、品德缺陷、不良习惯、行为障碍、特种障碍得分及总分均高于非孤儿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低年级（1~3年级）孤儿学生在情绪障碍、性格缺陷、社会适应障碍、品德缺陷、行为障碍、特种障碍各维度得分及总分显著高于低年级非孤儿学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低年级孤儿学生在学习障碍、不良习惯得分与低年级非孤儿学生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高年级（4~6年级）孤儿学生在学习障碍、社会适应障碍、品德缺陷、行为障碍各维度得分及总分显著高于高年级非孤儿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情绪障碍、性格缺陷、不良习惯及特种障碍得分与高年级非孤儿学生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孤儿与非孤儿在性格特征、同伴关系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乌鲁木齐市7~12岁的孤儿心理健康水平低于非孤儿，心理健康偏离检出率较高，并在不同年级、性格特征和同伴关系上表现出差异。研究提示不同年级的孤儿需要实施分别辅导，对于低年级的孤儿，心理辅导注意要培养良好的心理品质、提高自我认知水平，促进他们勇于面对困难及挑战的心理素质；对于高年级的孤儿，心理辅导应关注其个性差异，构筑平等交流、沟通的平台，提供认识自己、善待自己、超越自我的机会。

目的  探讨大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对学业拖延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方法  采用简版学业拖延评估量表（procrastination assessment scale-students，PASS）、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以及主动性人格问卷对278名大学生进行施测。结果  ① 在大学生群体中，男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与主动性人格得分均高于女生；② 学业拖延与一般自我效能感和主动性人格均呈显著负相关，主动性人格在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拖延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结论  一般自我效能感是通过主动性人格这一中介变量来影响学业拖延的。

目的  比较两种不同治疗方案对学龄期抽动障碍患儿的治疗效果。方法  选取惠州妇女儿童医院2017年11月—2018年8月收治的抽动障碍患儿119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儿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其中：对照组59例，采用常规干预治疗方案（药物+心理行为干预）；观察组60例在常规治疗方案的基础上联合生物反馈治疗，使用耶鲁抽动障碍整体严重程度量表（Yale global tic severity scale，YGTSS）对患儿治疗前后的症状进行评价。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儿运动性抽动评分、发声性抽动评分及YGTSS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的运动性抽动评分、发声性抽动评分及YGTSS总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儿的运动性抽动评分、发声性抽动评分及YGTSS总分均较本组治疗前显著降低（P<0.05）。结论  生物反馈联合药物、心理、行为干预治疗可有效改善抽动障碍患儿的临床症状，提升临床治疗效果，在临床值得进一步推广。

目的  探讨夜间配戴的角膜塑形镜（OK镜）在低、中度近视青少年中的临床疗效。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收集90例（176眼）青少年近视患者，平均年龄（10.5±2.2）岁。分别于配戴OK镜后1周、1个月、3个月、6个月、12个月和18个月进行定期随访。戴镜后18个月进行二次验光。观察戴镜前及戴镜18个月后等效球镜度、角膜中央厚度、角膜E值、眼轴长度、角膜曲率（K1、K2、平均K）、眼压等，各组间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按照患者的等效球镜度分为低度近视组（46例88眼，-0.5~-3.0 D）和中度近视组（44例88眼，-3.25~-5.75D），比较两组间屈光度增加和眼轴增长的差异。按照年龄分为3组，A组（≤9岁）、B组（9岁<年龄<12岁）和C组（≥12岁），比较屈光度增加和眼轴增长与年龄之间的关系。在低度和中度近视组中再以年龄分组，分别比较屈光度增加和眼轴增长在组间的差异。结果  患者戴镜前屈光度为（-2.93±1.09）D，眼轴长度为（24.73±0.78）mm。戴镜后各个复查时间点的裸眼视力均优于戴镜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戴镜18个月后患者眼轴长度、屈光度、K1、K2及平均K与戴镜前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01）。眼轴增长量和屈光度增加量与初始年龄、初始角膜E值、初始眼轴长度、初始屈光度的相关性存在统计学差异。低度近视组的屈光度增加和眼轴增长显著大于中度近视组（P<0.01）。按照年龄分组后，屈光度增加，A组＞B组=C组；眼轴增长，A组＞B组＞C组，具有统计学差异。在低度近视组中，无论是屈光度增加还是眼轴增长在最低龄患者（≤9岁）中都是变化最快的。 结论  配戴OK镜具有一定矫正近视效果，低龄、低度近视患者的屈光度增加和眼轴增长均更为迅速。

抽动障碍（tic disorder，TD）是一种多发于儿童期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临床以不自主的运动性和(或)发声性抽动为主要特征，易受到恐惧、应激、焦虑等心理因素影响，常见共病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冲动、强迫等行为问题。针对TD患者的心理行为特点，开展个性化行为干预，可改善抽动症状与患者心理状况，并有效阻断其行为问题导致的不良社会后果。综述行为疗法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习惯逆转训练(habit reversal training，HRT)在抽动障碍及其共病中的应用进展，总结当前在我国应用HRT面临的问题。

运动对大脑认知功能有促进作用，甚至能通过遗传影响到后代。运动对基因表达的表观遗传调节是通过建立一种“表观遗传记忆”去影响大脑认知功能。讨论表观遗传学领域中运动与认知功能变化关系的最新进展，包括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和miRNA表达调控，这有助于理解运动长期促进认知能力的潜在机制，对于利用运动去提高学习能力至关重要。

对于幼儿而言，幼儿园到小学的变迁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里程碑事件。儿童要胜任学校的学习和生活，必须具有良好的入学准备性。入学准备性不仅与儿童的学校表现存在密切的关联，甚至能预测其未来的职业成就、社会地位等。尽管入学准备如此重要，当前的入学准备研究缺乏整合性的测评体系建构。基于此，结合现有的文献计量学和元分析的研究，从学科普适和学科特异的视角，建构学科普适的认知准备和学科特异的专业准备两大测评的维度，提出儿童导向、幼儿适宜、趣味化、批量化的入学准备测评体系和相应的测验范式和任务。